我第一次听说何平这个名字是通过《当代》杂志，那时他在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灵与肉》。
“我一直以来对“伤痕文学”的观点都是，它称不上是文学，只是工农兵文学的变种而已。它本身是一种官方文学，在改开初期文艺政策发生巨大调整，‘伤痕文学’就是简单地对运动的某些阴暗面的批评。”
在那个“伤痕文学”占据文坛主流的年代，他的文章并没有出众到吸引我的地方，我只是知道了有这么一个作家。
后来他又写了一篇小说，这篇小说很有名，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叫做《福贵》，那时我才正视起了这个人。
当时《今天》被取缔不长时间，我正在《新观察》杂志做冷板凳，在单位里时不时的就要接受一下审查。后来他们打算把我调到外文局的《中国报道》担任文学编辑。
我实在是受够了这样的日子，就跟朋友李拓聊起了这件事，说我想换个环境，但在京城根本找不到容身之处。
李拓答应帮我联系，我之所以跟他说就是因为他在京城的文学圈子里人脉广，很多作家朋友都愿意找他帮忙，我也是这个想法。
我跟他说了不长时间，有一天他到我单位来找我，说地方已经帮我联系好了。
我很高兴，问他具体情况。他告诉我在东北有一个作家朋友叫何平，他在写作的同时还跟自己所在的生产大队联合搞养鸡场。
这一下子就勾起了我的兴趣，这时候何平的小说《福贵》正在国内如火如荼的传播着。只要是爱好文学的人就没有不知道这本小说的，它的作者也成了很多文学爱好者的偶像，只是当时鲜少有人知道何平的来历和身份。
李拓跟我说完这件事，我买了一张火车票就跑到了辽省。
我足足做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中间还在奉城倒了一次车，到了平县的时候人已经困的不行了。
那天何平并没有来火车站，来接我的是韩兆军。
他跟我解释了原因，队里的母猪难产，何平正在给母猪接生。
我听完心里觉得特别可乐，我接触到的何平都是在杂志上、小说上，在我的印象里他就是个作家，即便李拓跟我说过他跟他们生产大队合办养鸡场，我也只当是当甩手掌柜的那种。
这种反差感让我一路上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和新鲜感。
韩兆军是开着拖拉机来接我的，一路颠簸到了韩屯，他直接把我领到了养猪场，在那里我第一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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